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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東莞，全國最大的外來工集聚地，外來人口接近1000萬。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南下打工，這“第一代”農民工而今已步入中年。今天，“80后”成了這里打工者的主體，他們被稱為“第二代農民工”。
受教育程度高，家庭負擔輕，絕大多數未婚，基本沒有務農經歷，渴望融入城市……與他們的“前輩”相比，“第二代農民工”身上的“代際”特征日趨明顯，引人注目。
廣東外來就業青年達2000萬
“80后”所占比例接近80％
5月中旬，廣東省青少年研究中心完成了在廣州、深圳、汕頭、中山、佛山、東莞的制造、服裝、五金、玩具、電子、食品等企業中，對外來就業青年業余生活狀況的調查。調查顯示：2006年末，廣東的常住人口為9304萬人，外來人口超過2600萬。外來人口中18—40周歲的外來就業青年占70％—80％左右，數量在2000萬左右。
外來就業青年中，“80后”（18—28周歲）所占比例接近80％，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已經達到23．2％。
“要的是開心”——
更加關注自我
大多數第一代農民工為子女勤儉克己，第二代農民工有的卻很少寄錢回家。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是為了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而外出打工，因此，他們更加關注自我感受，更希望被尊重被認可。
蔣石山，53歲，福建泉州人，1977年為了養家糊口來東莞“干活兒”。時隔30年，3個兒女長大成人，老蔣又來到東莞：給廠里打掃衛生，每月600多塊，包吃住。“主要是為了陪在東莞打工的二女兒，攢些錢幫子女把婚姻大事辦了。”在創域塑膠電子廠門口，這位老實木訥的“老外來工”告訴記者。
老蔣的二女兒蔣艷鳳，“五一”節剛旅游回來，聽見爸爸這么說，立即痛快地表示，要找個城里人當老公，“以后孩子讀書好辦”。她的理想是進事業單位，像城里人一樣有份穩定的工作，受人尊敬。
今年初，廣東省針對第二代農民工開展了專項調研。結果顯示，珠三角地區的第二代農民工在選擇工作時，非常關注“對人的尊重”，看重“有人情味、家的感覺”，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會認可。
記者在東莞橫瀝鎮與聯志玩具廠的5位工人座談時，注意到他們普遍對工廠的環境和打工時是否開心比較在意。“關鍵要開開心心每一天！”20歲的練冬燕用廣東興寧話告訴記者。
年輕一代外來工，業余生活比老一代要豐富多彩，文化廣場的卡拉ＯＫ、圖書室、娛樂室都是他們業余時間的去處。許多農民工有過去酒吧和小歌廳唱歌的體驗，在大排檔喝啤酒是他們老鄉之間經常的聚會。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會跳交誼舞。練冬燕則告訴記者，她喜歡“蹦迪”。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代農民工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風氣和固有陋習的影響，出現了“嬌子農民工”、“月光族”等現象。練冬燕就說，她的工資只夠自己花。調查顯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資很少寄回家，70％的人擁有手機或小靈通。
“像城里人一樣”——
更加認同城市
對大多數第一代農民工來說，到城市務工只是階段性的，一旦賺了票子、建了房子、娶了妻子，就又回到農村當農民。第二代農民工顯然沒這么戀鄉，對城市也沒這么“生分”與“客氣”，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強烈。
周柳章，47歲，江西吉安人。5年前，他帶著妻子來到石排鎮，給一兒一女當“陪工”。
“外面的世界太花，擔心孩子學壞，孩子來東莞幾個月后，我們就跟來了。”周柳章告訴記者，他在康年制帽廠做機修工，一個月花銷500多元，包括了房租、抽煙和手機費，這跟兒子一個月零花錢差不多。老周最大的愿望就是早點抱上孫子：“他只要一成家，我和他媽馬上就回老家去。”
老周的兒子周敢，23歲，發型時尚，頸掛飾墜。他的零花錢，主要用在抽煙、手機費和朋友交往。對于父親的愿望，他不以為然，他更希望今后有機會自己搞個小廠，在城里安頓下來。
“像東莞人一樣！”記者采訪中發現，這是許多第二代農民工的口頭禪。再追問下去，理想很清晰：有城市戶口，有房子，有養老金，孩子能進城里的學校讀書，這些成為“城市化”的外在標志。
傅曉軍，湖南邵陽人，來石排鎮打工8年了。去年，夫妻倆拿出積蓄，在石排買了套二房一廳的房子。傅曉軍說：“有了房子，就有歸屬感了！”同事也打趣道：有了房子，才敢要孩子。
張群蓮，廣東茂名人，她每月1500元工資，會存1000元，主要為兒子將來進城讀書做準備。
調查顯示，盡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務與青年農民工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但超過一半的第二代農民工愿在城市留下來，27．4％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參與城市建設和分享城市發展成果。東莞市委宣傳部的胡毅中認為，這說明第二代農民工內心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渴望融入，他們希望參與城市種種公共活動，體現自己的價值。
東莞市石排鎮勞動和社會保障分局的曾慶堂認為，第二代農民工的生活已逐漸城市化。“由于資訊發達，他們和城市孩子在相同的文化中長大，不管是外在的穿著、談吐，還是內在的價值觀、思維方式，都與城里孩子漸趨一致。他們到城市打工時，并未產生明顯的陌生感，而是認同感‘增加’。”
“衣領從藍變白”——
加速自我提升
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所長鄭梓楨長期關注農民工問題。在他看來，第一代農民工進行的是一種地理意義上的“遷移流動”，主要目的是賺錢；第二代農民工所進行的，則是一種“社會流動”，追求的是身份、地位和文化上的提升，而學習并擁有技能就成了向上流動的“敲門磚”。
楊曉明，23歲，湖北黃石人。襯衫整潔干凈，頭發一絲不亂。現在，他是一家網絡公司的正式職員，標準的“白領”。
“剛來東莞時，根本就不敢穿白衣服。”小楊說。那時，他在一家摩托車維修公司打工，從打掃衛生、遞東西打下手的學徒干起，到慢慢能自己干點修理活，整天都是滿手油污。
修車期間，他不停地自學計算機知識。為此還買了一臺電腦，報了一個網頁制作學習班。“禁摩”后，他順勢轉了行，“領子終于由‘藍’變‘白’了”。
第二代農民工學歷普遍是初中和高中。以東莞田邊智權玩具廠為例，廠里工人學歷是初中、高中和中專各占1／3。以前是小學學歷占大多數，初中生都很少。
共青團廣東省委的一次大型調研顯示：有32％的第二代農民工來廣東是為了學技術；而據建設部的統計，去年我國共完成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106萬人。
記者采訪中發現，年輕一代農民工許多都會用電腦上網聊天，有自己的ＱＱ號。在東莞石排攀氏企業工作了6年的康文紅，每個星期都有2個晚上學習電腦。這位來自江西贛州的小伙子最大的愿望是買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長安鎮圖書館每天接待4000多人，周末有6000人進館借書、看書，其中大部分是外來工，從這個數字可以感受到外來工強烈的求知欲。館內培訓班一年四季不斷，許多外來工利用休息時間學習外語、會計、電腦等課程。其中許多人由于努力而成為工廠流水線的管理者和公司的中層“白領”，他們不滿足于永遠在流水線上干。
“不再忍氣吞聲”——
維權意識更強
第一代農民工在權利被侵害后，要么忍氣吞聲，束手無策，要么以跳樓、上塔吊等極端方式抗爭。與之相比，第二代農民工的維權意識顯著增強，許多人初步具有現代法律意識，懂得理性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更會以協商的方式處理問題，出現問題懂得“私下談”，一般不會“僵持”。
姚的華，江西人，3年前來東莞，在3個鎮的磁鐵廠、手袋廠、玩具廠干過。“主要就是看廠里的合同規不規范、有沒有社保。”姚的華這樣解釋自己的頻繁跳槽。
“先是通過勞動局進行協商和調解，50％是這種方式解決。調解不成才會申請勞動管理部門仲裁，最后的選擇才是去法院維權。”姚的華這樣總結第二代農民工的維權，“幾乎沒有人會忍氣吞聲。”
記者了解到，截至2006年底，東莞市各社保險種累計參保1070多萬人次，其中75％左右是外來農民工。買保險已成為新一代農民工比較自覺的意識。記者采訪的橫瀝、石排兩鎮田邊智權玩具等5家工廠的18個農民工全部都買了保險。30歲的張群蓮則以自己去年因宮外孕手術，通過醫保報銷了4000多元錢的親身經歷，說明農民工參加社保醫保的好處。
“以前的工人好管理。”東莞田港五金廠人事主管黨濤感慨地說，“現在的工人會說理、自我保護意識強。但也更講道理，只要道理說清楚，不會提無理要求，從這點來看又好管。”
廣東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祖煌說，第二代農民工在求職時除了咨詢工作內容、報酬外，還會留意勞動合同、各類保險的情況，這是了不起的進步。根據這一情況，今后政府要在城鄉社保接軌方面設計好制度，加大對他們的權益保護。
來源：人民日報
公安備案號：34080202000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