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真是一桶漿糊

陜西人身上，很有些“一根筋”的勁兒。



張藝謀片里的“秋菊”顛沛流離，執(zhí)著一念，只為討要一個“說法”。



陜西作家們也都有不同尋常的“寫法”。路遙寫《平凡的世界》，每天熬到深夜，早晨從別人的中午開始，3部6卷100多萬字的煌煌巨著，每天握著圓珠筆在稿紙上筆耕不輟，直寫到手指露出白骨；陳忠實寫《白鹿原》，只身跑到鄉(xiāng)下祖屋，每天抽著劣質(zhì)煙，額頭上溝壑縱橫，歷時4年，把稿子交出去的時候，給對方說，“我把命交給你們了”；賈平凹早年想靠文學翻身，孤身獨屋，清晨一聲“開寫”，就運指如飛，草紙翻飛，一直寫到天昏地暗……



孫皓暉寫《大秦帝國》更是厲害。從1993年開始動筆，到2008年敲下500多萬字的最后一個句號，前后歷經(jīng)15年。他辭去高校教職，多年磨一劍，青絲變白發(fā)，只為一個心愿：讓大秦明月朗照后世，為中華文明正源。



01

任正非與《大秦帝國》



2009年，根據(jù)孫皓暉小說改編的長篇電視劇《大秦帝國》第一部《裂變》正式開播，好評如潮。此后，第二部《縱橫》、第三部《崛起》分別于2013年、2017年上映。10多年過去，在眾多劇迷的期盼與呼喚中，傳聞這個系列的第四部《天下》終于要在近日揭開面紗了。



這一次，翹首以待的萬眾中一定也會有一個大家熟悉的身影——任正非。



任正非曾數(shù)次向華為人推薦這部電視劇。2017年，通過顧問田濤，任正非專門把孫皓暉請到深圳，給華為高管做了一場題為《大秦帝國對現(xiàn)代企業(yè)的歷史啟示》的重磅講座。







華為總部，任正非與孫皓暉談笑風生



而在2013年，任正非在新年獻詞《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中就曾提出，如果我們能堅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下一個倒下的就不會是華為”；如果我們發(fā)散了“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則，“下一個倒下的也許可能就是華為”。



這個“力出一孔，利出一孔”是什么意思？來自何處？任正非為何如此看重這個表述與理念？



去年翻看《商君書》我才發(fā)現(xiàn)，這句話正是源于商鞅的思想言論集《商君書》。



這本書里有兩處明確談到“利出一孔”的宗旨。《農(nóng)戰(zhàn)》篇里有言“民見上利之從一空出也，則作壹”。這里的“空”是“孔”的通假字，一空就是一孔，意思是民眾看到賞祿都是從農(nóng)耕與作戰(zhàn)這一個途徑發(fā)出，便會專務農(nóng)戰(zhàn)，不作他想。《靳令》篇里則有更直接的表述，“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國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國不守。”



“利出一孔”出于商鞅。而《大秦帝國》第一部《裂變》，主要講的就是秦孝公和商鞅銳意改革、變法圖強的故事，其中也專門有編撰《商君書》的情節(jié)。



02

商鞅其人其書



那么，影響任正非的商鞅是何許人也？



商鞅，本名公孫殃，戰(zhàn)國時衛(wèi)國人。后來因為領兵大破魏軍，“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這里的“於”是今天的河南省南陽市西峽縣一帶，“商”就在我的故鄉(xiāng)陜西商洛市。這個“商”東靠河南的南陽、三門峽，《大秦帝國》第二部《縱橫》里有秦相張儀以“商於600里地”欺楚的故事，指的就是這一片地區(qū)。“商”南接湖北十堰，歷史上著名的“朝秦暮楚”之地，就在我老家山陽縣的漫川關。



“科以人重科益重”，商地有商君，卻不善打這張王牌。慚愧的是，我近年才開始關注到商鞅這個人，而商洛去年更發(fā)生過舉辦馬拉松賽事卻在獎牌上把商鞅名字寫錯的奇聞。



《史記》里專有“商君列傳”一章。說商鞅少有奇才，本在魏相公叔痤門下。公叔痤臨終向魏王舉薦商鞅，可惜魏王沒眼光，沒有用他。正好秦孝公發(fā)求賢令，便去了秦國。見到孝公，起初商鞅說之以帝道、王道、霸道，孝公都打瞌睡，沒興趣。后來商鞅說起“強國之術(shù)”，孝公一下子激靈起來，兩人“語數(shù)日不厭”，決意變法求新。



要變法，就要打破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壇壇罐罐，歷來都是極難的事。商鞅變法也是如此，甘龍、杜摯一派一開始就極力阻撓反對，幸好孝公意志堅決，一意力挺。改革派與守舊派的斗法這一段，是《大秦帝國》里演繹得最為精彩曲折、攝人魂魄的段落之一。歷史真相或許正如其中所示，沒有孝公和商鞅之間的高度互信，沒有兩人一意的奮發(fā)圖強、視死如歸，變法都不得成功。



變法之始，先是徙木立信，讓令行于民。后來太子犯了法，商鞅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堅持把太子傅、孝公哥哥公子虔的鼻子割了，把太子的老師公孫賈施以黥刑。依照法律，一意孤行。



把攔路的“老虎”打掉之后，便是整治軍隊，提升軍力。以軍功爵位為賞，嚴刑峻法為罰，把百姓的力與利都置于“耕戰(zhàn)”之一孔。效果也是明顯的，秦在當時尚是小國，民眾勇于私斗，怯于公戰(zhàn)。改革之后，沒有人情與潛規(guī)則，完全按斬首的敵人人頭來計軍功。于是，“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民之見戰(zhàn)也，如餓狼之見肉，是以三軍之眾，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成為真正的虎狼之師。



除了軍爵制度，商鞅也對整個舊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地改革，核心是土地改革，統(tǒng)一度量衡和推行郡縣制。



效果立竿見影，“居3年，百姓便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到了第10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



但商鞅得罪的人多，卻不曉得自我保護，也沒有“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孝公臨終，曾想傳位給他，商鞅堅辭不受。秦惠公繼位，群起而攻，最后被誣告謀反，遭車裂而死。







《商君書》又稱《商君》、《商子》，是法家的代表作，在戰(zhàn)國后期頗為流行。其中內(nèi)容并非都是商鞅所著，而是商鞅及其后學的著述匯編。現(xiàn)在流傳的版本，共有26篇，涵蓋其變法的指導思想與具體措施。



對于商鞅與《商君書》，歷來眾說紛紜，爭議頗多。



文人言多鄙薄。司馬遷評價商鞅“天資刻薄人也”，“卒受惡名于秦”；蘇軾作《商鞅論》稱，“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而政治家卻對其多有稱道，嬴政時的秦相李斯說，“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王安石在《商鞅》一詩中說，“自古驅(qū)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斤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毛澤東中學時讀到《史記》里的商鞅故事，曾心潮澎湃，寫下《商鞅徙木立信論》一文，稱“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前些年，朱镕基看話劇《商鞅》，到車裂一節(jié)時，也曾淚灑當場。



《商君書》亦然。文化學者鮑鵬山一直激烈地批判這本書，稱它是惡之花，是“秦王朝專制政治的黑暗心臟”；國學研究專家楊鵬則稱其為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必備的教科書，是讀懂中國歷史與人性不可不讀的一本書。



在我看來，商鞅及法家殘暴酷烈的一面，“弱民”、“愚民”、“削民”的一面，“燔詩書而明法令”的一面，無疑應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但其制度理性的一面，極富進取心與務實精神的一面，特別是順應人性滿足人性的一面，卻是值得認真學習借鑒的。



秦國后來能在大爭之世橫掃六合，一統(tǒng)天下，商鞅變法堪稱強國起點。其后，秦國軍力、國力的大幅躍升，由此發(fā)端。商鞅是依法治國的早期倡議者與實踐者，堪稱秦律與秦制的總設計師。



吳曉波研究中國歷代經(jīng)濟制度變革，發(fā)現(xiàn)“在世界各文明古國中，中國是最早打破貴族制度的國家，這其中，商鞅的作用可謂最大。”開始于公元前360年的商鞅變法，可稱是“中華帝國坯胎初成的時刻”。



莊周夢蝶，孔子夢周公，“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對周朝心馳神往。但在柳宗元看來，商、周之所以不變法，不廢諸侯，是不得已，是有私心，因為依靠這些人才革了前朝的命，將來還要依靠他們出力保衛(wèi)自己的子孫。而秦朝廢除分封諸侯，推行郡縣制度，是最大的公，以天下為公，是從秦朝開始的。他在《封建論》中說，“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史家千帆過眼，論人斷事自有定見，不為俗世物議所搖奪。盡管商鞅所代表的法家一直背負惡名負評，學界中人其實一直對法家現(xiàn)代性的一面不乏挖掘與表彰。



呂思勉在《中國政治思想史》里說：“法家之學，在先秦諸子中，是最為新穎的。先秦諸子之學，只有這一家見用于時，而見用之后，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確非偶然之事。”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有客觀精到的評論。他稱法家思想“雖然它站在人性為惡的立場，可是也認為人類仍可以集體為善。這種信條與19世紀德國歷史學家特萊澈克的理論，極為接近。也因為它的‘現(xiàn)代’色彩，中國法家有時令西方讀者傾折。他們的法制觀念不為傳統(tǒng)習慣、古代特權(quán)、流行的道德觀念、家人親疏，或甚至惻隱之心所左右。”張宏杰在《簡讀中國史》中也稱，在各國的變法中，商鞅變法是最成功的、最徹底的，“法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來解決問題，這個思路應該說比儒家更為高明。法家改革者打破一切條條框框的勇氣，不避鋒芒、敢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氣勢，確實也讓人感覺振奮”。



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君書》中，商人與商業(yè)是需要打壓抑制的對象，這是落后的。但書中也體現(xiàn)了明確的產(chǎn)權(quán)意識、所有權(quán)觀念，這卻是先進的。



《商君書-定分》篇中說了一個故事，“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為可分以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



一兔傍地走，百人競追逐。滿市賣兔者，卻無一人顧。



何以然？所有權(quán)是否明晰所致也。



03

力出一孔，利出一孔



天才善于從一切事物中汲取成長養(yǎng)料。



撥開迷霧，任正非這個商界獨狼又從商鞅身上看到了、學到了什么有用之處？



有人注意到，商鞅的核心是“農(nóng)戰(zhàn)”思想，而任正非的話語體系也經(jīng)常圍繞“農(nóng)”與“戰(zhàn)”展開。如果統(tǒng)計一下任正非的高頻詞，土豆、養(yǎng)豬、種地、莊稼、磨豆腐、打糧食、土壤肥力，都是他經(jīng)常提及的詞匯，他當年準備賣掉華為時，也預備用拿到的錢去并購洛陽的拖拉機廠。軍事用語在任正非的演講中更是迭出不窮，紅軍、藍軍、將軍、士兵、隊伍、戰(zhàn)壕、炮火、沖鋒、攻城、碉堡、指揮部、上甘嶺……




但這其實只是表面的巧合。從商鞅身上，任正非汲取到的真正精華便是“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價值導向。“力出一孔”是戰(zhàn)略方向的聚焦，“利出一孔”是賞罰制度的保障。而這背后，則是對人心與人性的深刻洞察與激發(fā)。



商鞅的“力出一孔” 就是通過變法把整個秦國變成一座農(nóng)場和軍營。任正非的“力出一孔”則是整個組織只在一畝地里打糧食，只對準一個城墻口沖鋒。



中美貿(mào)易戰(zhàn)戰(zhàn)火燃到華為身上以后，任正非密集接受了一系列中外媒體采訪，他多次提及，“一個人如果專心只做一件事是一定會成功的”。華為能走到今天，原因無它，就是因為“一根筋，一條路”，幾十年來只在一個窄窄的面上發(fā)力，只對準一個城墻口沖鋒，持續(xù)壓強投入。



這就是“力出一孔”。



而“利出一孔”，對于商鞅而言，就是從人性出發(fā)，以名利（軍爵賞祿）來刺激秦人的饑餓感，滿足其饑餓感。《商君書-算地》篇中說“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勝敵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奠基其上的商鞅變法以此充分地激活了個體，造就了強大的國家。但其后國家對個體的過度榨取，卻又造成了個體價值與創(chuàng)造力的泯滅，最終摧毀了整個系統(tǒng)。



任正非是人性大師。他一直有效防范著組織的腐化與貪婪，卻又成功地通過“饑餓感”讓十幾萬員工保持著火熱的激情、欲望與奮斗精神，保持著激揚的戰(zhàn)斗力與創(chuàng)造力。



這方面，任正非有很多別具一格的精彩表述，在傳統(tǒng)的認知里，它們幾乎是驚世駭俗的。任正非說，跑到最前面的人，就要給他“二兩大煙土”；他為華為重點人才團隊擬定的口號是：升官發(fā)財，請來戰(zhàn)略預備隊；他說，什么是企圖心？就是讓基層員工有對獎金的渴望、對股票的渴望、對晉級的渴望、對成功的渴望。他鼓勵公司研發(fā)人員的家人，多到奢侈品商店去買包。而在華為創(chuàng)立初期，他就經(jīng)常為員工描繪一幅美妙的場景：你們以后一定要買三室一廳或四室一廳的房子，最重要的是要有陽臺，而且陽臺一定要大一點，因為我們?nèi)A為將來會分很多錢。錢多了裝麻袋里面，塞在床底下容易返潮，要拿出來曬曬太陽，這就需要一個大一點的陽臺……



正是在這個角度，學者楊鵬說，“即便到今天，一個沒有名利意識的人，一個不自覺進行名利制度安排的人，當不了好的管理者。管理者，首先要能迅速洞悉人性深層的永恒的名利沖動，明白唯有滿足這種基礎性的名利沖動，才能調(diào)動出持續(xù)的積極性，將個人的追名逐利的動力與組織利益的發(fā)展高度統(tǒng)一起來”。這幾乎就是對任正非的描摹與解讀。



楊又說，“真實的完整的人性理論，是能理解人性的多層性和豐富性的。真正厲害的人，是上層動機總控，同時多層動機、多層動能統(tǒng)一起來的人。厲害的國家，是上層動機總控，同時多層動機、多層動能統(tǒng)一起來的國家。”



《大秦帝國》以商鞅變法為起點，描畫了秦國幾代雄主能臣以東出為念，以天下為志，苦心竭慮，奮發(fā)圖強的故事，它是一個國家由弱到強的創(chuàng)業(yè)史，也是幾代人持續(xù)接力的奮斗史。商鞅的理想是高蹈的，在人性的層面，卻是務實的。商鞅變法的成功，本質(zhì)源于對人性之河的順從。



在任正非看來，商鞅變法方向正確，卻依然有缺陷。他曾評價，“商鞅變法的路子是對的，可惜太激進，變革不能太激進，會人為增加變革的成本。”



他更為欣賞與敬重的是鄧小平。40多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能讓一個大國洗滌舊染，脫胎巨變，本質(zhì)上正源于鄧公對人性的釋放、滿足與呼喚。當時，在紛飛的教條和迷信之中，鄧致力于解開人們身上的束縛，讓人民吃飽肚子，過上好日子，所以身后他被親切地稱為“偉大的俗人”。當十幾億人在饑餓、壓抑與創(chuàng)傷中抬起頭，生發(fā)出對富足與美好的熱望，鼓動起對財富與力量的競逐，那是何等澎湃壯闊的巨流！



往事越千年，大道相通。從商鞅到鄧小平，成功的變法與改革，無不是喚醒、激發(fā)與滿足人們對于財富、聲望、權(quán)力與價值感、成就感的渴望，無不是對人性的發(fā)現(xiàn)、解放與引導。



《史記-貨殖列傳》開篇，司馬遷就有一段精辟獨到的評論，“《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執(zhí)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意思就是說，雖然老子這些前人諄諄告誡人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fā)狂”，希望大家閉目塞聽，清心寡欲，但自古以來，老百姓就是喜歡聽好聽的，看好看的，吃好吃的，玩好玩的，貪圖享受，追求威風，這是永久不變的人性啊。你就是挨家挨戶給他們講道理，辦培訓班，恐怕也是稟性難移吧。所以，一個國家的領導者在這點上就見出了高下之分：最糟糕的是放縱自己，與民爭利；稍好一點的會訂立規(guī)則，用規(guī)章制度來限制人們的欲望；再高明一點的懂得教育大家，要節(jié)制欲望；更厲害的則是借著有利的形勢而加以引導；最高層級的領導者則曉得“人欲即天理”，他們會順從人們的欲望，并將之導向正確的方向。



勃發(fā)的人性從來是歷史前行的原力。國家如此，企業(yè)何嘗不是如此。



為何任正非就能洞悉人性密碼，他葫蘆里的靈丹妙藥從何而來？



04

“一桶漿糊”



任正非如何看待自己？



他的自我評價是，“我既不懂技術(shù)，也不懂管理，也不懂財務。我就提了一桶‘漿糊’，把十八萬員工黏結(jié)在一起，讓他們努力沖鋒。”



這個“漿糊”，表現(xiàn)為華為的價值觀與企業(yè)文化，而源于任正非的精神乳汁與思想養(yǎng)料。



其實，在這桶漿糊里，前文濃墨重彩書寫的商鞅思想僅是其中一勺，并非主體。



那么，任正非的漿糊里到底是什么？我就此向多年近身觀察華為的田濤先生請教過。田先生認為，如果非要對任正非的思想版圖做個比例切分，大致可以說美國咨詢公司的影響占5成，軍隊的思想占3成，其他的來源占2成。



在他看來，華為無異是一個微縮版的“美國”，它的文化與機制恰恰不是“中學為體”，而是完全西化的底色。源于美國的清教徒精神支撐起了華為奮斗文化的骨架，而這正是華為獨具優(yōu)勢、遙遙領先的密碼。



無論西東，任正非的學習力確是驚人。“華為基本法”的起草者之一、華夏基石咨詢公司創(chuàng)始人彭劍鋒說，任正非不是“學習”，他簡直就是“血洗”。你的角度和思想他總能很快掌握，而且馬上比你闡述得更為深刻。



任正非不拘一格，博采眾長。他向美國學，向英國學，向日本學，向德國學，向清教徒學，向西點軍校學，向IBM學，向微軟、蘋果、亞馬遜學，向豐田、索尼學，向解放軍學，向共產(chǎn)黨學，向李小文學，向衡水中學學，向動物學，向植物學……



真是一桶漿糊！一桶融匯各家之所長的漿糊！



思想上的豐富多彩與行為上的極致專一，形成一個看似矛盾的對立統(tǒng)一體，成就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任正非與華為。



而這“矛盾”里，正凝結(jié)著一個強者的核心特質(zhì)與秘密。



經(jīng)營者們，你的一桶“漿糊”，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