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辦公室

聽到門框響時我正在睡夢中。我迅速睜開雙眼，立馬從桌子下面睡覺的地方坐起來。完了！這么早就有人來上班？我隔著辦公桌向外望，生怕被別人看到。早晨的陽光穿過辦公室前門的隨手涂鴉照射進來，傾瀉在我面前迷宮般的桌子上。看不到一個人，我松了一口氣。可能只是妄想癥。

生活在10平方英尺（約0.93平方米）的工作站，有一點妄想癥大有幫助。我站起來，伸展四肢，然后彎腰收起空氣床墊。時鐘顯示為早晨 6：45。在正常情況下，這個時間我仍舊睡著，但目前的情況很不正常。

這周早些時候，我悄悄搬到了辦公室。這個月我把自己位于威尼斯海灘的公寓租了出去，把衣物和珍貴物品打包成幾件行李，開始在辦公桌后定居，小心使用眾人視線之外的每一平方厘米來存放我的物品。誰都不會希望被同事發現在辦公桌邊穿著三角褲，而且是在早晨6點鐘。這種事我不會跟別人說。每天早上我收拾好個人物品后，把空調溫度調低到72℉（約合22.2℃）——他們離開后整夜都是這個溫度的話，對我來說太低了。接下來我去晨練、淋浴，并確保我并不總是第一個到辦公室。有時我甚至故意讓自己遲到，指責洛杉磯糟糕的交通——只為了合群。雖然搬到辦公室住前期需要花費很多的精力，但與每月付房租相比，簡直是小菜一碟。

窮困落寞
搬到洛杉磯已兩年，和許多洛杉磯人一樣，我破產了。我放寬了租房要求，找了一間距離單位20分鐘車程的單身公寓，把私人物品塞進這個250平方英尺（約23.23平方米）、美其名曰“經濟公寓”的地方，而我的積蓄像點燃的香煙一樣在日光中消失。我把旅行和寫作的夢想束之高閣，以便換來一個穩定的居住環境，當時我以為自己可以忍受。

2012年夏天，這些夢想給噩夢讓路了。我打兩份工，每周工作60小時來確保能付房租，幾乎沒時間放松。然后災難出現了。公司的薪水和獎金被凍結，我的身份證被盜。那年年初，由于外科手術，我欠醫院一大筆錢。助學貸款和車貸要還，房租每年肯定會達到洛杉磯法律規定的最高漲幅。我開始想：我的美國夢到底怎么了？

我已經沒有什么可犧牲的了。沒有錢，我只有兩個選擇：放棄創造性工作的夢想或者花更多的時間來工作。這兩條路的前景都很暗淡，直到我想起來還有一張倒扣的王牌。

幾個月之前，為了深夜趕工，我去辦公室，附近所有地方都關門了，商業廣場成了名副其實的“鬼城”，一個地圖上不存在的空白點，從白天的喧鬧中剝離出來。那段時間，新聞里充斥著大量美國國會議員把他們的華盛頓辦公室當作住所的故事。他們把那些被忽視的宜居空間完美地轉化成工薪白領的瓦爾登酒店。我想過自己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但在必須這樣做之前，那看起來是不可能的。

我絕不是一個重視金錢勝過時間的人。成長在墨西哥灣附近的小鎮，我的生活更多與社區而非利益相關。我父母強調成就，也支持休閑。我妹妹和我被督促著，各門功課都得是A，才能獲得年度公路旅行假期。當妹妹成為一名律師時，我慢慢進入藝術領域，把時髦學校的研究生學位放到一邊，嘗試表演和寫作，一周工作40個小時來支付賬單。

我不是普通的無家可歸之人。對大多數人來說，我看起來像典型的中產階級職場新人——外表清秀，善于辭令，穿著考究，講究衛生。但在“無家可歸”和“中產階級”之間，一度寬闊的鴻溝已被縮減得僅剩一條斷層線。在此之上，許多人發現自己位于飄忽不定的邊界上，只要有一點壞消息，就會失去一切。

把辦公室變成家
住在辦公室是解決房價過高困局的獨特辦法，但還有選擇。許多工作的人正在不同程度運用極簡主義，在飆升的生活成本和停滯不前的工資之間尋找平衡。從住在車里的饑餓藝術家，到搬進小房間的中產階級，從住在垃圾箱里的大學教授，到職業棒球大聯盟球員，在社會經濟的各個階層，美國人對“家”的定義都在改變。

對于像我這樣的人，家的本質是我們的生存基礎。相對于“無家可歸”，我更愿意使用“隨遇而安”一詞，既崇尚選擇權，又不會削弱沒有這種選擇的人們所面臨的挑戰。

實際上，起初的暫時性經濟手段逐漸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而我逐漸愛上了它。迫在眉睫的債務轉變為穩定的積蓄，游走于兩份工作之間，我竟然擠出了許多休息時間。我戒掉亂花錢的習慣，存款劇增。最后我干脆不租房了，把大部分東西丟掉，開始過一種簡單的工薪生活。

我每天的生活更加豐富。夏天，我飛到加勒比，花兩周拍了一部電影；在美國南部，我和一位美女歡度新年，又開始讀書、創作。這種生活方式促使我燃起熱情。我更頻繁地進行社交，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外面。以前我天天圍著公寓打轉轉，現在則以我的愛好為中心，我更開心了，人們開始注意到我。

住在辦公室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當公司出現調低預算的信號時，我開始為將來做打算。我希望有怎樣的后辦公室生活？老朋友羅伯特一月份搬到鎮上，想和我成為室友。我們開始尋找公寓。

但有些事似乎不對勁。一年多不用付房租，我意識到自己的消費觀已經不一樣了。每月把錢花到同一個地方，讓人感覺產出應該遠遠大于投入。